1986年，广西电影制片厂用180万元拍完了《血战台儿庄》。这个数字放在当时，连一部中等成本的都市片都显得拮据。导演杨光远拿到剧本时，厂里能调动的资源有限，战争场面却需要成建制的部队、真实的爆炸和足够多的“尸体”。他后来在采访里回忆，拍摄周期只有三四个月，从1986年农历大年初六车队从南宁出发算起，到成片送审，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。
剧本到杨光远手里之前，已经改过12次。原稿以张自忠为主线，张自忠戏剧性强，没打过内战，审查上安全。杨光远不满意，他提了一个要求：以李宗仁为主线，按时间顺序往前走，不用闪回，拍成纪实风格。这个改动把整部电影的重心从一个人挪到了一整场战役上。李宗仁在片中的第一个决定是起用张自忠，当时张自忠背着“汉奸”的骂名，没人敢用。李宗仁用了，因为他在台儿庄需要能打仗的人，不需要道德上干净的人。
外景地选在枣庄郊区的王沟村。那是一个因为煤矿开采地表塌陷、即将整体搬迁的村子，民国时期的鲁南村居基本保留着。剧组在村里搭了台儿庄大街、关帝庙、飞机场、战地医院、战壕和染坊。搭建的大街是微缩模型，房子只有一米多高，砖头只有火柴盒大小，但酒楼、粮店、药店、杂货店一应俱全。因为村子即将废弃，爆炸戏有了一个别处找不到的条件：想怎么炸就怎么炸。全片的爆炸场景全部使用TNT，没有CG，没有后期合成。演员在离炸点很近的位置跑，翟俊杰饰演的池峰城有一场冲锋戏，需要穿过十几处炸点，爆破组把炸药埋在离他极近的地方。
济南军区派出了一个步兵营参加拍摄。杨光远用长镜头拍战争场面，200人的部队在画框里被拍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密度。敌我双方拼刺刀的场面由这些战士完成，动作的力度和混乱感来自真实的身体碰撞，不是套招。影片结尾那个被反复提及的镜头——700具堆起的尸体与残破的城墙一起构成“血肉长城”，夕阳西下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，没有胜利的欢呼。这个画面的铅笔小稿出自剧组美工呼鸣之手，他后来在回忆里写，这场戏被主创称为“血肉长城”。
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起初并不像。化妆师按李宗仁当副总统时的肖像给他做造型，效果不对，邵宏来自己说“文人气质较重，和军人形象不搭”。后来他翻照片，找到一张李宗仁在台儿庄前线与蒋介石、白崇禧的合影，照片里李宗仁理着平头。他让化妆师把自己的头发也剃成平头，再换上军装，形象立刻翻了180度。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看过片子之后，对着银幕上的邵宏来说了一句话：“这就是我老爸啊”。邵宏来演李宗仁的时候，把情绪压在细节里，走路先迈哪条腿，说话时手放在哪里，都在照片和影像资料里抠过。有一场戏，李宗仁听完汇报，手停在膝盖上，半天没动，没有说话。
审片会是另一道关。杨光远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，因为毛泽东在台儿庄大捷后说过“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，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，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”。他做好了被删剪的准备，片子剪得比正常故事片长了几分钟，留出删剪的余地。审片会上有领导提意见，说蒋介石在王铭章牺牲后掉眼泪，“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了”，又问“怎么整个影片都是国民党的党旗、军旗，怎么没有一面红旗”。杨尚昆回了一句：“这是国民党的抗战，能出现红旗吗？”片子最后一刀没删。阎明复后来见到杨光远，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。”
这句话在第二年有了回响。198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50周年，影片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方面。宋美龄看了两遍，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集体观看。蒋经国看完后的说法被杨光远记了下来：“第一，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；第二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，没有歪曲他。”有研究者认为，这部电影间接推动了蒋经国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。
票房那条线上，180万到200万元的投资，在票价一毛到三毛的年代，换回了2.7亿元票房。1987年，影片拿到金鸡奖最佳编剧和百花奖最佳故事片，豆瓣评分停在8.5分。池峰城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找到杨光远，激动得几乎要给他下跪。王沟村那个即将塌陷的村子，在电影里被炸了一遍，又在银幕上留了下来。李宗仁的平头、700具堆起的尸体、TNT炸出来的浮桥碎片、审片会上杨尚昆的那句话，和2.7亿票房落在同一部电影里。这些东西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没有哪一条需要另一条来解释它为什么被记住。
